妻子长途客车上的轮杆

从杂耍到艺术，我们的电影从未脱离本民族的文化土壤，在传统美学的滋养下，生长出了有别于国际风潮的电影语言。在我们的语境中，“诗意”更多体现在诗情与画意，“隐喻”也并不晦涩难懂，而是借物喻人、借景抒情，这种对古典诗词传统的借用在《小城之春》中得到了完整体现，影片中诗化的形象源自苏轼的《蝶恋花·春景》与杜甫《春望》的首颔联，用一词一诗构建起被战争摧毁的水墨山水小镇，一镜一景间传达出淡淡的愁绪与忧郁的诗意，而片中男女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情感关系，在人伦纲常与“红杏出墙”间拉扯的过程，也是以克制而含蓄的方式展现的，处处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内蕴——当然也有延续至今的某些负面影响（来自于封建迷信），“创造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”。